1、蚌埠市博物館辛禮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王吉懷《禹會遺址概述及對相關問題的思考》認為:禹會遺址時代的吻合、地域的吻合、文獻記載的吻合、遺跡現象的吻合、遺物特征的吻合,加上自然科學的測試和論證,都為我們提供了考證“禹會諸侯"事件存在的有力證據。我們更有理由相信禹會遺址是“禹會諸侯”事件的發生地,這也證實了淮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發展的起源地之一,同時,對探索國家的起源具有重要意義。
2、皖西學院博士張廣勝等《安徽蚌埠禹會村遺址與“大禹治水”的歷史淵源研究》認為:從環境考古學角度證實了禹會村典型遺址與“大禹治水”有著密切的歷史淵源關系:即禹會村遺址所在的禹會村及其淮河流域段是龍山文化晚期“大禹治水”活動的重要區域之一;遺址所在淮河下游的“涂山”是頗具爭論的“大禹娶涂山氏女,建立涂山氏國”“禹會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等歷史記載的發生地。
并通過遙感影像資料的判讀,可得知如今的涂山和荊山是在大禹治水時期,劈山導淮,消除了水患,造就了今天的涂山和荊山對峙于淮河兩岸的地理景觀。
3、蚌埠學者王紹義《“禹會文化”彪炳千秋》認為:“禹會”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呈現出豐富多彩的文化現象,從而形成了多彩的“禹會文化”。
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營建中的顏色-從禹會祭祀臺基漫談史前祭祀遺跡》認為:禹會祭祀遺跡是當時除了墓葬單元之外的另外一處表現觀念形態和精神信仰的場所,它應該有一個特定的空間范圍,需要特別的營建,是反映祭祀內容和目的的主要手段。在祭祀遺跡的營建中,出于祭祀遺跡的特殊性和祭祀目的的要求,營建中會有意選用特別的材質和顏色,禹會祭祀臺基覆蓋的白土就是一個代表。
5、南京市博物館王光明《牛頭崗遺址早期陶器與禹會遺址出土陶器之初步比較》認為:禹會遺址出土的盉在陶質和形制上均超過牛頭崗遺址早期出土的盃。陶反映出禹會遺址與山東龍山文化關系似乎更緊密一些。禹會遺址出土的蛋殼黑陶高柄杯,喇叭形口,杯身呈直筒形,高柄,喇叭形圈足,除了柄部形制不同外,幾乎與山東龍山文化蛋殼陶杯相同。清理出來的文化跡象主要表現了以祭祀為主要內容的現象,大型祭祀臺基、祭祀臺基上面的相關設施、祭祀溝、祭祀坑、大型簡易式工棚建筑等,都表現出遺址的特殊功能。
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方燕明《從登封王城崗考古新發現看古史傳說“大禹治水”》認為:安徽蚌埠禹會遺址是淮河流域一處非常重要的龍山文化遺址,大量與古代祭祀活動相關的遺存為了解禹會遺址的性質提供了重要資料。可以認為,淮河流域早在距今4000年前后,很可能就已經是我國北方和南方文化交匯碰撞的重要區域。禹會遺址的發掘,為研究淮河流域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文明化進程提供了重要考古資料。禹會遺址的文化內涵,除了文化傳播的因素外,其或許與傳說中“禹會諸侯”的事件有關。“禹會諸侯”應該是傳說中的大禹治水過程中最為重要、最神圣的事件。所以,探索江淮地區文明起源的進程以及王朝國家的形成過程,禹會遺址的發掘自然就顯示出重要的意義。禹會遺址的考古資料不僅填補了龍山文化的地區空白,也對認識龍山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新資料,同時對研究淮河流域的文明起源具有重大學術意義。
7、安徽財經大學、蚌埠市淮河文化研究會曹天生《涂山大禹文化在淮河文化中的地位摭議--面對禹會村遺址發掘成果的思考》認為:禹會村遺址的大型禮儀性建筑基址進一步表明，淮河中游地區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的重要區域。禹會村考古發掘給大禹文化增添了諸多新材料,這些都可以與大禹治水直接和間接的聯系起來,因為大禹與涂山緊密相連,涂山又與禹王會諸侯存在著內在的聯系。無論從禹會村的村名的由來、涂山山名的史料記載,還是考古發掘成果以及安徽淮河流域一帶流傳的與大禹治水有關的歷史典故和后人為紀念大禹修建并現存的相關建筑,都表明禹會村遺址可能是與大禹治水密切相關的重要治水發生地。
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所、古代文化研究中心秘書長朱乃誠《禹會隨想》認為:禹會遺址是迄今所知安徽省最重要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之一,禹會遺址的發掘,尤其是發現的極具個性特點的大型T形土臺及其大批陶器,展示了我國進入王朝國家之前的一個重大事件的一個案例，是研究距今4000年前我國社會發展發生轉折的極為重要的資料。認為這座大型T形土臺應該比“祭祀臺基”的含義更高,不宜稱為“祭祀臺基”,是一種具有特殊用途的壇,是作為供當時的首領人物在此進行常規性的某項組織活動的重要而神圣的場所,可能與古史傳說中的大禹治水有關。涂山地望的考證,目前只有濠州一處(今安徽懷遠縣東南八里)獲得禹會遺址及其大型T形壇等遺存的考古學證據的支持。禹會遺址大型T形壇的營建年代大概在公元前 2290 年至公元前 2000年前。這個時期,正是我國歷史上發生重大歷史事件的時期。對待遺址所處的這個大環境的保護方面,應當有所前瞻性,應當下力氣保護禹會遺址周邊數十平方公里的現有環境。蚌埠市的發展,應避開向南、向西、向西南的發展。
9、江蘇省考古研究所林留根《堰南遺址與禹會遺址祭祀遺跡之比較研究》認為:禹會遺址是我國目前發現并經發掘的最大的一處以祭祀為主要內容的遺存，具有完整性和系統性,被專家公認為“大型禮儀性建筑基址”。禹會遺址不是一般性的聚落遺址,其文化內涵復雜,是一處大型的以祭祀為主要現象的禮儀性建筑基址。結合其他的祭祀遺跡,容易使人聯想到“禹合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的場面。禹會遺址所處的龍山時代晚期是中國文明曙光噴薄的時代,大型祭祀活動以及復雜的祭祀系統是上層社會統治者掌控話語權的需要,在考古學上所發現的特殊祭祀遺跡應該就是風云際會的龍山時代，“王的盛宴”所保留下來的歷史遺跡。
1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寧遠、閆凱凱《良渚先民的治水實踐與上古治水傳說》認為:從我們新近考古發現的角度考察,相當大禹的廣富林時期地層,完全被洪水積層所覆蓋,因此在本地基本已經無法居住,直到商代才有人類活動,因此禹會諸侯的地點發生在本地區紹興的可能性很小。新近蚌禹會遺址的發掘，顯示出在龍山時期各地文化在當地短期匯集的跡象,與禹會諸侯于涂山的傳說相妻合。從地理位置的角度觀察,位于淮河流域的蚌埠是涂山的可能性本來就較高,通過禹會遺址的認識,使我們更傾向于認為禹會是大禹事跡的真實發生。我們也希望禹會遺址能進一步工作,提供更多與大禹治水活動相關的材料,為中國古代水利研究提供線索。
1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陳明輝、劉斌:《關于“良渚文化后段”的考古學思考》認為:淮河中下游禹會遺址出現的側裝三角形足(鼎)在中原地區、海岱地區、江淮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均可見到,可以被認為它是一種具有時代標志的器物,近年來在安徽蚌埠禹會村的考古發掘，不僅證實了這一遺址的年代在龍山文化晚期,而且禹會遺址的文化面貌也反映了南北交融的文化現象。考古帶我們逐漸走向歷史的真實,因此,我們越來越相信禹會諸侯于涂山這樣的傳說。
12、上海大學寧鎮疆《由禹與涂山的關聯說淮夷與夏的關系及相關問題》認為:關于禹會涂山之地望,傳統上有所謂安徽蚌埠、浙江會稽、重慶等數說,其中重慶說,較為晚出,史料也較為單薄,可以不用考慮。主要是安徽說與浙江說。現在考古學關于夏代文化的證據同樣也不能支持會稽說,安徽蚌埠說則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認同。近來考古學者于蚌埠禹會村遺址的考古發現,可以說更加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蚌埠之涂山與大禹史事聯系如此緊密,筆者以為這啟示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以涂山為代表的淮河流域文明在上古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蚌埠禹會遺址的發掘,更是讓我們看到了此地非常發達的龍山文化類型,這表明此地文明的發展也曾達到一個相當高的水準。這對我們認識文獻中大禹與此地的關聯,可以說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參照。反過來說,蚌埠“禹會”遺址的發掘,對我們認識文獻中禹與此地的關聯也提供了新的思路。蚌埠禹會村遺址的發掘,尤其是其中豐富的龍山文化內涵,可以說為淮夷與夏的關聯,提供了最新的考古學證據。值得一提的,最近蚌埠禹會村遺址的發掘,更是為“禹會諸侯于涂山”一事,提供了新的證據。禹會遺址出土了大量具有不同地區文化特征,但同時又不具有實際用途的禮儀用陶器與《左傳》所言的“萬國執玉帛”之間的關聯,是值得深人考慮的。綜而觀之,上述《左傳》所記“禹會諸侯于涂山”一事,絕非虛言,它同大禹娶于涂山氏一樣,都應當是真實可信的。禹會諸侯于淮河流域的涂山,說明此地很早就已被納人夏的政治版圖，這對我們思考古代國家的國土結構以及淮河流域文明在上古史中的地位都是有益的啟示。
13、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羅琨《“禹會涂山"傳說與史實的思考》認為:古史傳說中“禹會諸侯”的可信性應是沒有問題的。如今,在長久流傳著禹會諸侯傳說的蚌埠禹會村,又發現了相當大禹時代的大型祭祀臺基址,證實在這里確曾發生過類似“禹合諸侯于涂山”歷史事件。在蚌埠涂山,概括了“禹娶”“禹會”的“禹墟”之說能夠長久流傳,表明它并非無源之水,一種可能是蚌埠涂山確實是禹的故地。在廣闊的中華大地,文明不是從一個中心發展起來的。
14、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教授謝維揚《禹會涂山之意義--中國早期國家形成過程的特點》認為:禹會村遺址的重要價值是幫助我們看到遠古這一時期人群活動的重要內容和情形,從而對禹會涂山傳說作為夏史一部分的意義做出更準確的判斷。由此可以注意到中國早期國家形成過程的特點有:一、地方性小政治組織的普遍存在是形成真正國家制度的基礎和前提條件。二、超強政治實體的出現及其對小政治實體的控制和組合對于國家組織出現具有關鍵作用。三、大地域控制模式是中國早期國家化進程的平衡點。
15、蚌埠博物館徐大立《禹會村遺址發掘緣由與成果分析》認為:禹會村遺址考古發掘的重大成果,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增添了重要內容,使得大禹文化的研究進入到新的歷史階段。新的考古文獻資料也為我們研究大禹提供了重要佐證。禹會村遺址的發掘成果直接指向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能夠決定中國文明史起源的重要歷史事件--“禹會諸侯”,為建立夏王朝做好了前期鋪墊。
16、山東大學欒豐實《蚌埠禹會龍山文化遺存分析》認為:禹會村及其附近的涂山一帶,數千年以來流傳著一些相當古老的傳說,這些傳說在中國早期文獻中就有所記載。如《左傳·哀公七年》“禹合諸候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就是其中之。禹會村遺址進行的勘探和五次正式發掘,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提供了一批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
(王吉懷整理提供 摘錄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安徽省文化廳、蚌埠市人民政府編著《禹會村遺址研究--禹會村遺址與淮河流域文明研講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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