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汽車馬路上自己“跑”，而醉酒司機在副駕座上酣睡——今年浙江杭州城市高架上發生的驚魂一幕，引發公眾對智能輔助駕駛被濫用的擔憂。近年來，與智駕相關的危險駕駛行為多次登上熱搜，事故后果觸目驚心。
今年12月2日是第十四個“全國交通安全日”。新華社記者近日梳理多地交通安全案例，聚焦輔助駕駛引發的事故，探究濫用智駕、開車“大撒把”背后的法律風險，警示公眾合理使用技術，安全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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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行為頻出他們為何敢“大撒把”？
因“睡副駕”“幽靈車”引發全網關注的杭州司機王某某，今年9月以危險駕駛罪被判處拘役一個月十五日，并處罰金4000元。案件細節公開后，許多網友直呼“離譜”“太嚇人”。
警方監控顯示，當天凌晨1點多，王某某在車輛行駛過程中，從主駕駛位挪到副駕駛位睡覺。隨后，這輛車在主駕駛空無一人的情況下，行駛足足20分鐘！
車輛獨自行駛的監控畫面。（臨平區人民檢察院供圖）
經檢測，王某某血液中酒精含量達114.5mg/100ml，屬醉酒駕駛，且之前就有因酒駕被處罰的記錄。
更驚人的是，王某某加裝了一種被稱為“智駕神器”的配件，欺騙系統認為司機雙手未脫離方向盤，導致未能主動降速、及時退出。直到系統綜合判斷發現異常，才強制停車，被路人發現并報警。
王某某涉案“神器”。（臨平區人民檢察院供圖）
不少受訪交警表示，近年來，與智駕相關的危險駕駛行為有所增加——
今年4月，廣東云浮高速有司機開著“智駕”睡了100多公里；有人在智駕系統“接管”后，刷起手機，結果發生嚴重事故；有人躺著“遙控”駕駛，未看見施工減速標識，車輛沖進工地；甚至有直播畫面顯示車輛在智駕控制中飛馳，司機卻完全“大撒把”，忙著看電影、吃泡面、品茶……
相關數據顯示，2025年1至7月，我國具備組合輔助駕駛系統的乘用車新車銷量為775.99萬輛，同比增長21.31%，滲透率為62.58%。這意味著，智駕日益成為多數駕駛者會選擇的工具。
然而，多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很多智能駕駛相關的事故都指向同一個原因：駕駛員盲目信任智駕技術，疏于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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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推給智駕？司法機關：不予支持！
記者梳理各地案例發現，一些人對智駕功能和道路安全法律責任存在認知誤區——
一方面，“高階智駕”“零接管”等行業營銷話術，有意模糊了技術局限，讓個別駕駛員將“輔助駕駛”等同于“自動駕駛”；另一方面，在法律責任歸屬問題上，不少司機錯誤認為，智駕才是“交通參與者”，一旦出事，自己最多算消費者“錯誤使用”。
例如，北京司機閆某某因為醉酒后用智駕當“代駕”，被以危險駕駛罪判處拘役和罰金。他上訴認為，現今智能駕駛技術已成熟，降低了道路危險性，請求從輕處罰并適用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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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技術抗辯”站得住腳嗎？智駕的法律責任邊界在哪里？
今年7月，公安部在國新辦發布會上明確：當前我國市場銷售的汽車所搭載的智駕系統，都還沒實現“自動駕駛”目標，駕駛人才是最終責任主體。公安部交管局局長王強在發布會上說，如果駕駛人在駕駛車輛的時候“脫手脫眼”，不僅存在嚴重的交通安全風險，一旦出事，還可能面臨著民事賠償、行政處罰和刑事追責三重法律風險。
事實上，京、浙兩地司法機關也用明確判決，將責任鎖定在駕駛人身上。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并未支持閆某某的二審訴求，明確指出輔助駕駛系統“不能代替駕駛人成為駕駛主體”。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學院教授陳志軍認為，這一立場體現了“責任自負”的法律原則。無論技術如何發展，人作為行為決策主體，必然要承擔行為的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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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方向盤是能力更是法律責任
有人問，為何不以量刑更重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對王某某這類行為定罪處罰？
北京東城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副庭長姬廣勝解釋說，危害公共安全罪需要實施者的主觀故意，如果被告人并沒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只是放任這種危險，那么以“危險駕駛罪”論處更加準確。判處刑罰的后果，已足以震懾違法者。
針對各類“智駕神器”違法使用問題，杭州市臨平區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員額檢察官金潔蕓說，這類新型駕駛作弊工具多在網絡平臺售賣，亟待從市場和技術兩方面加強監管，如屏蔽相關引流廣告和售賣鏈接。
不當使用能否成為免責“擋箭牌”？廣東良馬律師事務所律師何倩說，駕駛人的安全注意義務是法定且獨立的，在行駛過程發生事故，就是第一責任人，不能以“消費者不當使用”為由推卸對相對方的責任。
一位自動駕駛領域專家告訴記者，當前，有關企業應充分提示智駕的場景限制和使用風險，加強用戶教育，并通過標準約束、技術迭代等努力，讓智能出行更安全。
手不離方向盤，眼不離前方路。這條安全駕駛的基本要求，在汽車技術飛速變革的當下依然適用，也必須適用。交通參與者應保持對法律規則的敬畏，安全合規使用智能輔助駕駛。需知：把好方向盤是能力，更是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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